紅色，是導演鑲嵌在《聖殤》鏡頭裡的敘事符號。片首，多次特寫浴室地上的內臟雞血，之後主人翁絞斷欠債者手臂時流淌至地面的血攤，道出其心狠手辣的內在特質。當母親有如幽靈般出現在主人翁面前，她那蒼白面容上的紅唇與大衣底下的紅色裙擺，暗示這角色一出場的強烈意圖。主人翁欲以姦辱來試探母親時，鋪在床邊的紅色地毯，和母親望向窗外夜景裡的紅色十字架，強化她走在復仇之路上的堅定不移。母親針織的紅白毛衣和最後貨車拖行千里的鮮紅血跡，代表主人翁贖罪旅途上的真摯情感。
在希區考克大師的電影裡，主角永遠擺脫不了「母親」實質或抽象的存在性，每一段故事中，主角只能宿命一般地踏上屬於自己的伊底帕斯旅程。
《聖殤》裡的主人翁李康道，冷血殘暴，在被害人面前總是以「死神」形象現身，殊不知其實他深受「閹割恐懼」的威脅。那把利刃多次穿刺在標靶裸女圖上（憎恨女性？印證女工自願獻身給李康道，但他完全不領情，是因片頭出門前已自瀆過？還是對女人不感興趣？），意味著這把利刀如同他的陽具，能夠宰殺/淫威於任何次等動物，使其臣服於自己。每每這些行徑彷彿要自我催眠，尚有不被閹割的至上男權。
正當自稱母親的張美萱替他捉回失手的母雞時，她以「掠食動物交付被捕獵物給掌權者」的姿態，贏得第一次的信任。由於「母親」對於具有閹割焦慮的李康道來說，是高過自己威權的象徵，因此多次拒絕接受，他想用門夾斷母親那隻有如入侵地盤「干涉威權」的手，賞母親耳光使她威性掃地。而張美萱以「歸還刺刀」的行為，表明了「暫時交出象徵陽具的主導權」以獲得李康道的再次信任。
張美萱送上一條活鰻魚，是李康道踏上贖罪之途的起始，也是內在沙文主義退讓的第一步，他放棄「閹割」這條有如巨大陽具的次等動物，甚至延續其生命。李康道沒有宰殺作為抵押債款的兔子（溫馴？gay？），這是他第二波人性上的轉變。張美萱在電話一端哼唱搖籃曲，軟化了酒醉的李康道內心剛硬的陽具，以至於本想姦辱母親來證明自己威性地位仍然存在（卻也似乎渴望回歸母體裡），最終徒勞（因酒後陽痿？不喜女色？閹割成功？認同母親？）。
張美萱隔天一早，將李康道賦予鰻魚生命的巨大陽具閹割，象徵已完全獲得主導地位，李康道徹底交出自己的陽具威權給母親，他不捨地看向掏空的水族箱（最後的陽具依戀；第三波的人性轉變）。當李康道找上老婆懷有身孕的年輕欠債者時，欠債者彈著吉他哼著曲調，是《聖殤》電影首次的音樂響起，也是李康道性格上真正轉變的第一道歌頌。
早餐時，李康道將插在母親頭頂位置的牆上尖刀取下，陽具意象不斷在母親面前一次次萎陷。李康道出門前在門口凝視母親的身影代表他開始對母親產生了愛戀；下樓後站在巷弄間向上回望母親，李康道這時的水平視線從一開始的「往下鄙視(look down)」轉為「仰望/尊敬(look up)」的眼神，攝影機的架設位置（掌控權）也由原先李康道輕蔑眾生的觀看立場調換成母親站在窗前向下俯看他的視角；李康道買了條死魚暗示他已經不再噬血殺生；標靶上的母親照片印證母親在家中的主權地位；母親替熟睡的李康道手淫，她看著自己沾滿精液的手，意指慣於武裝自己的李康道終究得在母親面前徹底繳械，陽具威權蕩然無存。
母子二人在外用餐，相互餵食；李康道替母親動粗；殘疾歹徒將刀（陽具）架在母親頸上，母親心急用嘴緊咬歹徒握著菜刀的手（被迫口交？）李康道驚見敬愛的母親深受威脅，自己奉上陽具利刀為母親解圍；母親縫製毛衣，兩根針織棒好似尖銳武器（陽具？），在李康道面前來來去去，李康道腦海裡想的卻是生日禮物；兩人望著蛋糕同唱生日歌；李康道躲進母親懷裡共眠（卻被賞耳光），處處擺明李康道一步步「退化為男孩」（一幕「時鐘倒掛」的鏡頭，暗藏時光倒流的意象？）。母親要求李康道在河邊種植松樹，又是另一巨大的陽具意象，倒退為男孩的李康道不但照辦，還天天澆水養活它，實為母親種下了往後對自己造成極大威脅的另一位男性/兒子象徵…。
《聖殤》，如同希區考克《驚魂記》的麥加芬母題，引發一連串敘事推展的癥結動機並非世俗金錢，而是那帶有閹割威脅意象的「母親」。李康道打從認母到尋母的人性淬煉過程，實際上是走了一遭他生命中的伊底帕斯苦路。最終，母親站在廢墟高樓上，李康道成了「母親威權」的狂熱膜拜者，不僅奪回象徵認同兒子身分的毛衣，甚至走向請求母親寬恕的贖罪盡頭…。
「我做錯了什麼？」－《聖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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